中卢关系

　　中非友谊可追溯到远古，公元前1000年，双方就有了间接的贸易往来。到了公元一世纪，中非就有了直接海上贸易。我在厄立特里亚工作时，去过一个港口小镇阿杜利斯，公元100年，非洲人就从那里出发远赴中国东汉都城洛阳，带去香料、珍珠、宝石、长颈鹿等非洲特产。这是中国史书首次有文字记载的中非直接贸易。15世纪，中国明朝航海家郑和率船队4次到达非洲东部沿海地区，访问了现在的索马里、肯尼亚、莫桑比克等国。除了易货贸易，没有殖民一处，没有贩卖奴隶。1984年，我参观著名“大津巴布韦”古堡，看到当地出土的古代中国陶瓷、丝绸。2002年，我在南非工作，时任南非议长金瓦拉女士向中方要求得到《大明混一图》拓本。这张地图是世界上最早的非洲详尽地图，首次记录了非洲的山山水水和在世界上的重要位置。可见，中国是最早了解非洲并且与之交友的国家之一。　　

　　我从小就知道有个非洲，这缘于我的父亲。他是一名纺织工程师，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他来到非洲大陆，帮助马里、赞比亚、坦桑尼亚、苏丹等五国设计和建造了五座纺织厂。记得在1963年，我得到的第一条红领巾，就是达累斯萨拉姆友谊纺织厂的产品。当时，中国没有从非洲拿走过一吨矿石一桶石油，而是帮助非洲兄弟用当地的棉花纺纱织布。　　

　　可见，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国家的纷纷独立，中非全方位的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新阶段。　　

　　（一）高层互访勤商量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非政治关系稳定、持续发展。许多非洲国家的首脑及高官访华，新中国三代领导人也多次访问非洲。最近10年，每年都有10个以上的非洲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中国领导人访非的次数比非洲其他伙伴国首脑访非的次数都要多。从1991年起，中国外交部长就开创了一个成例，每年首次出访，必到非洲，延续了20年。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唯独中国这么做，表明中非是好兄弟，常来常往，平等商贸，携手共进。　　

　　中国和许多非洲国家的外交部建立了定期磋商机制，在双方政党、议会、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了诸多沟通渠道，相互交流和学习。在国际会议和国际场合，中国和非洲密切合作，捍卫我们的共同利益。中国坚持和平共处5项基本原则，从来不对别国指手画脚。　　

　　最近几年，我经常参加一些中非关系的国际会议，常有人问我中非关系的秘诀何在。其实没什么秘诀，我们坚信两条原则，一是平等，二是互利。几年前，我有幸参加了《中国对非政策文件》的起草，提出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 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我们认为，中国和非洲必须互相尊重，我们不认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胜过非洲，我们愿意听取非洲的诉求，不会学欧美那些人把自己认为“政治正确”的东西强加于人。　　

　　（二）经贸合作讲成效　　

　　中国本身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在专注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非洲国家共同发展，履行中国的国际义务。　　

　　从1956年起，中国开始尽己所能帮助非洲国家。几年前，我请教外交老前辈，听他们讲随同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1964年，用52天的时间访问了非洲10国。他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核心就是平等、相互尊重和不附加政治条件。　　

　　根据中国政府2011年4月公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截至2009年，中国共向发展中国家提供2562亿多人民币的援助，其中1170亿元是给非洲国家的。一些国际机构说，到2008年，中国对非援助为70亿美元，到2009年9月为117亿美元。我想不止这些，因为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在过去60年间变化很大，最高时1美元只合1.5元人民币，现在则合6.5元。　　

　　至今，中国的援非项目近千个，其中300多个是农业、工业生产项目，帮助非洲国家创立造血功能，帮助非洲开始工业化。民生领域则兴建学校、医院，铺路搭桥。一些西方人说中国光在非洲搞“形象工程”，我理解这是指体育馆、议会大楼之类的项目。目前，中国在非洲约有100个这种项目，但即便是所谓“形象工程”吧，我觉得也是非洲需要的，非洲人都喜欢足球，总要有地方搞比赛，任何人办公总要有个地方摆桌椅、电脑。中国在非洲修建的3000公里道路、2200公里铁路、工厂、学校、医院等等，对非洲国家都有用。既然非洲国家向我们提出了这类要求，那这些就一定是他们急需的，我们就是要急人所急。我们的做法是“既然来到非洲，就按非洲人的方式办”，为人解忧。　　

　　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近年来双方贸易额大增。1950年，中非贸易额仅1200万美元，1980年才增长到10亿美元。但近十年，贸易额从2000年的106亿美元激增到2010年的1269亿美元，年均增长34%。中非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从2.2%增长到4.2%，占非洲外贸总额的比重从3.8%增长到10.4%。这也说明双方合作潜力依旧巨大。　　

　　1600余家中国企业在非扎根，中国近年来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逾20%。据不完全统计，到2009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累计93.3亿美元。2009年，尽管欧美国家趁金融危机之际减少对非投资，而中国对非投资却增长36%，达到13.6亿美元。2010年的数据暂未统计出来，但我相信随着中、非的经济复苏，数字一定会创新高。　　

　　中国努力同非洲一道力争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为此，我们帮助他们修建公共设施，提高农业产量，改善医疗条件，改善公共卫生，减免债务，提供人道援助。　　

　　中国已帮助非洲国家建设142个农业项目，并开设1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其中一个就位于卢旺达农科院内，第一期培训班已于两周前顺利结业。过去三年，中国向包括卢国在内的33个非洲国家派遣104名高级农技专家，帮助当地发展农业。　　

　　中国还帮助非洲国家建造低成本住房、解决供水、污水处理、建电台、电视台、发展通讯业。　　

　　此外，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免除了35个非洲重债穷国的312笔债务，共计189.6亿人民币。卢国也在其列。　　

　　（三）文教卫生讲合作　　

　　教育方面，中国在非洲建了100所学校，其中2所就在卢旺达，马上还要建所职业培训学校。34万非洲赴华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成为国家发展的栋梁，也成为“中非友好形象大使”。目前，我们每年向非洲国家提供5000个奖学金名额。卢旺达占了35个。19个中国大学与23个非洲国家的29所大学建立了友校关系，530名中国教师在非洲支教。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向非洲传授技能。到2010年，我们为超过3万非洲人提供了培训，遍及经济、公共管理、农业、家畜饲养、渔业、医疗、卫生、科技、环保等各个领域。在非的1600家中国企业也通过开办培训中心或者在施工现场教授等方式为所在国培养了大批技工。例如，我们在卢旺达的竹编组向当地人教授竹编家具、容器的技能。第一期合同2年满后，卢政府又与他们续签了2年。因为竹编技术能充分利用卢的自然资源优势，十分实用。　　

　　中国在非洲建造了54所医院，卢国就有两所；还开设了30个抗疟中心。1963年起，中国医疗队的1.8万名医生在46个非洲国家行医救人，治疗超过2亿患者，为当地培训了数万医护人员。中国医疗队在基本古一干20多年，今年还要增加几个医生。　　

　　（四）国际事务相支持　　

　　中非在主要地区和国际性问题上利益相近，立场相似，相互支持。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时投赞成票的76个国家中，26个是非洲国家，占三分之一强。我们经常说，是非洲兄弟姊妹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我们也不会忘记，非洲兄弟们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中对我们的支持，更不会忘记非洲兄弟在我们经历汶川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后对我们的慷慨援助。　　

　　中国也始终尽全力支持非洲国家。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一贯为非洲国家捍卫国家主权秉持公道，也支持非洲国家扩大在安理会的发言权、改变历史不公的努力。中国与非盟以及其他非洲次地区组织保持良好关系。日前，我们刚任命驻坦桑尼亚大使为中国驻东共体大使。　　

　　二、中国对非政策　　

　　从上世纪60年代，中国就开始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50年代至70年代，当时中国对非政策的重点，是支持非洲人民打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桎梏。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到现在的30多年里，中非关系的重点转变为争取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因为在这个时期，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已赢得了独立，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国家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的对非政策是一贯和明确的，不像西方国家的对非政策。他们上世纪70年代在非洲推行综合农业发展计划；80年代搞经济结构调整计划；90年代移植所谓的多党民主政体；本世纪又推销“良治”、“透明”。在中方看来，这些都是舶来品，世上没有可以包治百病的“良方”。　　

　　近年来，中国和非洲的形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我们双方仍恪守合作伙伴的基本原则，即相互信任、互利互惠和相互学习。我刚才说到，《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提出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伙伴就是合作者，并非施援与受援的关系。除了过去几十年讲的政治上平等互信和经济上互利共赢，我们增加了“文化上交流互鉴”。我理解，这个文化不单指文化艺术，而且包括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发展民族经济方面的经验交流和相互学习。　　

　　如果考虑到和平稳定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看今后可以考虑“安全上互助共建”，特别是在冲突后国家重建方面的合作。因为我们都曾经在巨大灾难后重建家园，中国就是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走过来的。去年初，我到摩洛哥参加关于非洲和平与发展的会议，美国非洲司令部的将军在我前面发言，妄称中国不关心解决非洲的冲突。我回应说，我们没有机械地看待“不干涉内政”问题。不过，毕竟“再精明的法官也难断兄弟姐妹间的纠纷”。中国实际上经常帮助非洲一些国家解决地区冲突，但中国人讲究负责任、讲原则。首先是建设性地调解，促谈劝和。即使应邀派兵维和，也必须得到联合国至少是非盟的许可和当事国的邀请。中国是五常中派遣维和部队最多的一家，尽管都派工程兵和医疗兵。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战后重建国家最需要的。　　

　　三、中非合作论坛　　

　　中非合作论坛是在一些非洲国家的建议下成立的。记得1997年，我接待一批非洲外交官，他们问我，非洲与英联邦、法非首脑会议甚至同日本都有多边合作机制，为什么中非之间就不能搞一个。我和我的同事们报告上级，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努力，最终在2000年，中非共同建立了这个论坛。　　

　　在论坛框架下，我们创建了部长会、高官会、企业家大会等不同层次的对话与合作机制，还成立了青年论坛、妇女论坛、农业论坛、法律论坛、科技论坛等分论坛。至今，论坛召开了四届部长级会议以及一次领导人峰会，成为中非对话的重要平台和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　　

　　在2006年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提出了援非8项举措，包括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建造非盟会议中心、设立中非发展基金、新建学校、医院、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等各个方面，目前均已完成。比如，中国说话历来算数，2009年对非援助比2006年翻了一番，侧重促进非洲社会经济自主持续发展，造福当地民众。　　

　　2009年，我从厄立特里亚任满回国，参与起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文件的工作。在准备温家宝总理讲话稿时，他告诫我们，要突出中非在扶贫方面的合作，强调共同发展，特别是面向草根阶层，惠及百姓，才能有全面、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后来他在会上提出了援非新8项举措，涵盖了农业、环保、促进投资、教育、卫生、更多免债等内容，重点关注改善非洲人民生活水平，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增强非洲自主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现在，我们正在筹备明年将在北京举行的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研究如何确保论坛本身的可持续发展。　　

　　提问部分：

　　 1、原基础设施部长、现驻南非高专文森特·卡雷加：感谢舒展大使的介绍。中国在非洲争取民族独立期间给予非洲很大的帮助。像卢旺达这样的重债穷国现在面临经济发展、吸引投资的各种挑战。中国能否在农业、铁路、机场等大项目上向卢投资，帮助卢摆脱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重债穷国的限制，实现经济发展？

　　舒展：中国刚开始实行优惠贷款时，对世行等的规定不很熟悉，也不十分认同，但我们无法避开。过去几年，中国根据有关规则改进对非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优惠贷款，比如降低了利率等，最重要的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把优惠贷款中的赠予比例提高到35%。我外交部、商务部的同事们也曾建议改变援助政策，比如适当增加政府投入、鼓励企业投资等。

　　同时，非洲国家也需要向中国展示真正的非洲，使双方人民相互了解，而不是“绕道”西方媒体。我上任以来，读了十几二十本关于卢旺达的书，都是欧洲人写的。迄今，还没有关于卢旺达的中文书。我同基加利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讲过，要他们不仅是教汉语，也要介绍中国、调研卢国，出几本书才好。我对新华社常驻记者也讲过此类的话。卢国自己尤其也应加强对本地投资环境的宣传。我曾请发展局官员为在卢中国企业介绍卢投资环境及相关政策，但至今未果。

　　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相关磋商已经开始了，非洲兄弟们可以充分利用机会，说明各自的优先需求。这是中国与非洲合作的一贯做法，我们尽量按非洲的要求来统筹双边、多边合作。

　　 2、一位博士：中国如何看待欧洲要求中、欧、非搞三方合作？中国如何对非转让技术？

　　舒展：近年来，欧、美或者说是OECD国家都拉中国搞对非洲的三方合作。我与一些非洲国家官员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对我说，既然是“FOCAC”，就应该首先“搞好中非共同关心的合作（Focus On China-African Concerns）”，他们不同意中国同欧美国家关起门来讨论对付非洲。我们中国也明白，欧美无非是要把中非合作纳入他们的框框，这对非洲、对中国都没有什么好处。

　　但这不等于在具体项目上不搞试验。实际上，三方合作模式已在几个非洲国家试行。比如在埃塞，就有中国、FAO和埃塞三方搞的农业合作。中国和英国分别在加纳、马里也有类似的合作。我在与IFAD驻卢代表谈话时，谈及在卢合作搞养蚕，我认为这种进行过可行性考察的、可以在短期内见效并惠及当地的项目是可以考虑的。但前提是要获得非洲国家同意，这是我们对三方合作的底线。况且，同国际组织、同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同两个非洲国家一起搞，搞个南方国家之间的三方合作，也是可以尝试的，关键是要有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特色。

　　关于技术转让，中国的许多技术都是“口耳相传”，没有出书，更没有外文文本。在卢旺达，中国企业的十几名“师傅”就带出了600多个当地“徒弟”。中国的蘑菇种植专家也已经把种菇专利出售给了卢国。所以，中国对非技术转让的方面并不保守。遗憾的是，中国标准目前为止尚未得到所谓国际社会的认同。这里，有某些国家的双重标准阻碍我们互享科研成果。比如，中国的中医很实用，我1970年代培训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人员时，其中有人学习中医中药。可惜，中国治疗疟疾的中草药得不到WHO的认可，非洲国家就不能进。直到后来，一家法国公司从中国人手里购买了专利，换了个牌子，WHO马上就认可其为法国专利的药品。因此，根据卢国的药品准入标准，未获WHO认可的中国抗疟药无法进入卢国。我来这里之后了解到这一点，只好把中国赠送的抗疟药换成了蚊帐。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中非双方都需要努力，打破某些人的垄断。

　　 3、爱阵党员：中国近几十年经济突飞猛进，几亿人摆脱了贫困，连西方人都称赞不已。非洲人怎样才能学到中国的经验？

　　舒展：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的确不少，一两句话讲不完。但关键在于立足于自己，根据本国国情搞。中国的发展也是从摸索中走过来的，从中得到的最大的经验，也是最大的教训就是，盲目照搬别国模式是要失败的。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想把西方的“三权分立”体制、“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模式引入中国，结果没有成功。这与中国2000年的封建统治有关，也同国民党一心搞独裁有关。在中国刚改革开放时，西方经济学家又说要搞“自由市场”、“民主普选”。但我们在实践中发现，他们那一套并不管用，至少目前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目前还谈不上有什么“中国模式”，只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本国特色”很重要。中国有句俗语“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非洲国家也应该根据自身国情寻找合适的发展道路。

　　 4、原驻华大使本·鲁甘加齐：我担任驻华大使5年。中国地大人多，要治理好不容易。很多人对于中国现在的发展成就感到吃惊，但其实无需如此，历史上溯几百年，中国就是世界大国。历史上的非洲也有很多方面超过欧洲。但之后，中国被侵略，非洲被殖民。在这一点上，非洲与中国有相似之处。新中国成立后，就与非洲建立了良好关系，中国支持非洲人民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斗争。中国人民非常感谢非洲国家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努力。中非应该继续发展这种历史友好关系。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此后成立了中非发展基金，为非洲提供投资。中国应该考虑如何能让非洲国家更好地、更便利地使用它。

　　中非双边合作良好发展，但是在区域合作上，中国有些缩手缩脚。今后中国应加强与东共体等非洲次区域组织的合作。

　　欧盟不乐意看到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这可以理解。但他们提倡的三方合作，非洲是不赞成的，因为非洲不会从中受益。

　　舒展：与非洲区域组织合作，中国很早就在做，最近的就是非盟会议中心，它将于今年建成。对于东共体国家间铁路项目，据我所知，中国两家铁路公司已经去了东共体总部阿鲁沙进行了考察，表示对此有兴趣，中国商务部对此也持开放态度。问题是要有认真、科学的可行性调查。

　　卢国家监察专员提托透·鲁塔瑞马拉：中国与非洲区域合作的确早已有之，跨国的坦赞铁路就是其一。